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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屋中的呐喊第三辑焚不尽的书读史早知今日

2018-06-06 04:44:58

——读陈寅恪的诗

作为学术大师的陈寅恪与经广为人知,而作为诗人的陈寅恪却尚未引起人们十分的关注。其实,若以旧体诗而论,陈寅恪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。著名学者汪荣祖在《陈寅恪评传》中指出:“其诗立意遣辞,远迈异常,其辞藻略似李商隐,其意境略似钱牧斋。”陈诗的可贵主要在两个方面:首先,陈氏“生为帝国之民,死为共产之鬼”,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若干重大变迁,家国之痛身世之感,一一熔入诗中,以强烈的史家意识入诗,古今对照、借古讽今、移史鉴今,几有“诗史”的份量。其次,陈氏深思忧郁,耿介不阿,自称:“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,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。”一生坚持与时代相左的思想,恢宏布衣书生之本色,不为世俗所动、不为权势所屈,故诗中处处可见人格光辉与自由精神,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之“与天壤而同久”。

上篇:诗史

“读史早知今日事,对花还忆去年人”一代史学大家的陈寅恪,对自己生活的“神州沸腾,寰宇纷扰”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。一方面,他深入地研究前辈的历史记录,从中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;另一方面他则深入到当代的事件中去,用短促的诗句汇集成一部“叙说的历史”,让自己的取舍、视角、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。抗战时期,陈氏作诗较多。在“转徙西南天地间”的过程中,他吟出了“残剩河山行旅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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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乱离骨肉病愁多”、“人事已穷天更远,只余未死一悲歌”、“近死肝肠犹沸热,偷生岁月易蹉跎”这样一些情真意切的句子。既有东晋群臣对泣新亭、风景迥异的伤痛,亦有老杜忧黎元、思报国的拳拳热忱。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,的确有某种代代相传的永恒性的品质。

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,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,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《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》:“降书文到醒方知,何幸今日见此时。闻讯杜陵欢至泣,还家贺监病弥衰。国仇已雪南迁耻,家祭难忘北定时。念往忧来无限感,喜心题句又成悲。”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,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,颇类于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之韵致,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。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,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。他援引史书,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:“谁结宣和海上盟,燕云得失涕纵横。花门久已留胡马,柳塞翻教拔汉旌。”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,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,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。《玄菟》一诗作于双目失明后不久——“前朝玄菟阵云深,兴废循环梦可寻。秦月至今长夜照,汉兴从此又秋阳。当年覆辙当年恨,一寸残山一寸金。留得宣和头白老,锦江衰病独衰吟。”忧己、忧时、忧国、忧民、忧外患、忧内战,忧之深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。陈氏化入大量典故,点石成金,化铅为银,千古兴亡久感与多事之秋之愁两相对照,更觉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以才学入诗,惟有如陈氏辈“读书破万卷”,方能“下笔如有神”;以性情入诗,也惟有如陈氏辈不失赤子之心者,方能作此至情至理之诗。

陈氏一生,家国巨变连连。在狼烟与烽火之中,他由清华而西南联大继而中大,始终蛰居书斋,埋首故纸堆中,似乎与时代保持较大的距离。实际上,陈氏外冷内热,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入世颇深,他的学术是一种能够承担苦难的学术,他的诗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古道热肠。“大贾便便腹满腴,可怜腰细是吾徒。九儒列等真邻丐,五斗支粮更殒躯。”在沉痛展示知识者困窘而蹇迫的历史命运的同时,还表达了对现实最严厉的批判。外部世界一次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在陈氏看来,许多相同的东西却沉淀下来。在国民党时代,他写下“九鼎铭辞争颂德”之句;在共产党时代,则写下“文章唯是颂陶唐”之句,都是讽刺一言堂的写真。在国民党时代,他写下“弦箭文章苦未休”之句;在共产党时代他写下“弦箭文章哪日休”之句,俱为“最是文人不自由”境遇的写真。陈氏冷峻地审视“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”的历史,发现在迥异的历史表象的背后,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质地。“是非谁定千秋史,哀乐终伤百岁身。铁索长江东注水,年年流泪送香尘。”这样的诗句,使人联想到中晚唐刘禹锡、杜牧的一系列咏史诗。长江中的沉戟、王谢堂前的旧燕、英雄的故垒、沧桑的遗址……这一切,萦绕在他的眼前与心中,令他警醒、亦令他痛苦,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历史的火车头加快马力向深渊驶去,自己的警示却没有一个人引起重视。

文革浩劫,寅恪自不能身免,目盲脚膑之躯仍横遭摧残。此时陈氏悲观到了极点“涕泣对牛衣,廿廿载都成断肠史;废残难豹隐,九泉稍待枯眼人。”陈氏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历史化,“断肠史”既指献身学术四十四年的历史,亦指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。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,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,在对历史的阐释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,因此他的诗构成了一部血泪交织的“诗史”。

下篇:诗格

余英时先生认为,“知识分子自始便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。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为依据,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。”我们读陈氏的诗,深刻地感受到孟子所说的“浩然之气”沛然其中,也就是一种不降生、不辱志、义命自持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。陈氏的挚友吴宓先生尝言:“人生乱世,而欲有所作为,安得不低头,安得不堕溷?惟望以文史自娱,以天命自遣,不消极亦不过于激进。庶有曲肱饮水之乐,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。”然而,这种陶渊明式的理想毕竟难在荆棘密布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,“譬犹贞女而堕平庸,不肯效妓之搔首弄姿,倚门拉客,则必不能见容……破巢之下,已无完卵;粪土丛中,安长芝兰?有洁身之志者,初遭桎梏,虽性命犹不能苟全;而况鸿飞冥冥,姿意高翔?不被罗,古今东西,能得几人?”

“一生负气成今日,四海无人对夕阳”,陈氏的自嘲,不输于当年陈子昂幽州台上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沧然而涕下”的悲叹。陈寅恪是一个决心把十字架背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。“泪眼已枯心已碎,莫将文字误他生”是其五十六岁生日的自谓。已成涸辙之鲋,方悟一切苦难均缘于对“文字”——即文化的坚守。“读书久文人生苦,未得崩离早白头”,眼前苦与书中苦交成一片,体现了一种至为尴尬的处境。

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,陈氏不受政府再三的敦请,坚卧羊城,坚决不入新的权力中心北京。难道他不思念早年水清木秀书声琅琅的清华园?“世态万端终是戏,何妨南国异京华”,了获得相对意义上的“自由”,毅然留在水土不服的南方。二十年代,陈氏目睹精神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惨痛一幕,他在为王而作的碑铭中写道:“士之读书论学,盖将以脱心态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”可以说,陈氏自己一生也是按照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身体力行。

苏格拉底说:“一个不经反省、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。”陈寅恪自我反省的深度,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罕有能及者。六十七岁时陈氏有诗“平生所学供埋骨,晚岁为诗欠斫头。”旷达之外,悲凉则近于鲁迅“于浩歌狂热之际寒,于天上见深渊”之意。每一次哈姆莱特式的反省,对陈氏而言,都带来人格上巨大的升华。因此,即使到了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的地步,他仍能“然脂瞑写费搜寻”。悲观固然悲观,却并不绝望。钱理群先生说过:“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,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、不知所措的时候,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、高度的理性和韧性。”陈氏是做到这一点的廖廖无几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。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,他是一个“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”。单就文化角度而论,“花岗岩”尚属于经过后来的雕琢就能充作新房子的建筑材料,而那些顺势流转的软体动物般的“学者”、“诗人”、“大师”们,尽管生前显赫,死后却很难辨认出他们的学术、创作性状,就象摊在地上的一堆稀泥,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许倬云先生论及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曾说:“其成份与功能,均有改变。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,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。……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使他们疏离于中国社会,其行为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征。”陈寅恪一生是在古与今、东与西之间进行悲壮的沟通工作。而他花岗岩般坚硬的诗句,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,令每一个后来者不得不仰视。

(文化责编:小飛侠客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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